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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美国高官清华受训 课堂讨论十八大等无禁忌  

2012-05-09 07:14: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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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美国高官清华受训 课堂讨论十八大等无禁忌
摘要:克里斯托弗·福特曾经是小布什政府的首席助理国务卿、美国负责核不扩散的特别代表,如今是奥巴马政府的民间智库成员。”  项目主办方、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培训的目的是向这些美国高级官员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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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理事长于品海与美国学员互动交流。张旭东摄

  克里斯托弗·福特曾经是小布什政府的首席助理国务卿、美国负责核不扩散的特别代表,如今是奥巴马政府的民间智库成员。今年4月底,他却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当起学生,学起“中国特色”。

  福特所参加的,是清华大学第二届“中美高级政府官员培训班”。他的同学大多是美国国防部、海军陆战队、核安全管理委员会、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其中一些人直接参与对华决策的过程。

  在为期一周的培训里,12名美国学员从中国学者这里,了解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与国防政策以及决策制定的细节和过程。当然,也有人试图打探一些“政治八卦”。

  他们也会抛出尖锐的问题,比如“党员是否忠诚”、“解放军的核导弹是否处于发射状态”,或者“中国的决策机制能否体现全体民众的意见”。

  甚至,在了解到宣传纪律之后,一位官员立即向前来旁听的记者提问:“公众对你们媒体满意吗?”

  项目主办方、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培训的目的是向这些美国高级官员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

  “我希望他们今后考虑问题时,能够搜索自己在中国的这段记忆。”孙哲说,“多想一点中国的实情,考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会避免很多误解。”

  课堂没有禁忌,没有所谓的“红线”

  一周的中国体验,美国安检人爬了长城,也吃了烤鸭,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的军费、十八大,以及“中国人到底如何感知美国”。

  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由美国联邦政府学院挑选,他们中的8位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里的高级政务官,相当于中国的“司局级干部”。此外,还有两位智库的学者、两位大学教授。美国驻华武官处的两名官员随堂听课。

  在这些美国官员中,只有少数几人负责亚太事务,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让授课老师都感到惊讶。一位中国学者谈到美国准备对华开放限制出口的46种高科技产品时,在场的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具体细节都了若指掌。

  “这项政策是我参与制定的。”这位官员说。

  但大部分学员对中国的了解并没有这么深入。想让他们在一周时间内综合地感受中国,而不只是吃了一碗“方便面”,孙哲对课程安排和教师选择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一定要有圆桌论坛,要有晚上的非正式讨论,要带他们出去参观。老师一定要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顶尖人才,擅长英语教学,讲课中要有幽默、要坦诚、要有例子,并且习惯于提问和被提问。

  还有一些“破冰”的认识来自课堂外的体验。两年前的第一届培训班,孙哲安排美国官员去了一次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在那里,美国人突然发现,尽管门口有武警站岗,中国的政府部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戒备森严”。

  “我们报了车号大巴车就直接开进门,下车就能直接和官员聊天。”孙哲说,“不像美国同样的政府部门那样,进去还需要安检”。

  两年后的第二届培训班上,课程内容不再局限于中美关系和外交策略,而更加偏重于中国内政。在讲述中国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课堂上,美国人不仅可以了解到“政法委”、“发改委”、“财经领导小组”、“政治局集体学习”、“吹风会”这些只在文字资料里见过的陌生机构和概念,还可以知道十七大报告是如何产生、《突发事件应对法》又是怎样出台的。

  甚至对于敏感内容,中国学者也毫不避讳,比如“腐败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或者“党员是否坚信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在“中国政治体制和十八大”这堂课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健给这些美国学员介绍近20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形势演变时,提到了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段。他总结了常见的三种方式:强力弹压、有限度让步和寻找替罪羊。

  “这些手段能把社会问题的根源解决掉吗?”一位美国学员问。

  “预测未来不是学者能够做的事情,特别是这种还在发展中的公共性事务。”张健回答,“但趋势显然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

  “课堂上没有什么禁忌,没有所谓的‘红线’。”张健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还给这些美国官员介绍了中国独特的“代际政治”,以及最高权力集体是如何构成的。美国人对此尤为感兴趣,特别是对于“谁能上”、“谁不能上”这种问题。

  张健并没有确认或否认某一个具体的传闻。“各种各样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传闻。”他说,“在中国,传闻有时是政治风向的测试气球,它的政治意义和西方完全不一样。”

  在他看来,这个回答并不会打消美国人的好奇心,相反,对于那些原本只想探听“那几个人会是谁”的美国人来说,当他们了解到最高权力组成背后的迂回曲折、以及中国政治现阶段的复杂性后,他们或许会对中国整体政治更感兴趣,并且会有更好的理解。

  美国总统大选提出的施政纲领,就相当于我们的“五年规划”

  和中国学者相比,在清华校园里,这些“司局级”的美国官员显得有些小心谨慎。他们拒绝向媒体公开自己的身份,拒绝记者旁听他们的课程,每堂课都有两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同。每天中午,他们还要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开个会,集体决策下午课堂上的提问策略。

  “怎么跟我们七八十年代似的。”项目负责人孙哲委婉地“批评”了他们的谨慎保守,“我们现在学者、官员出去谁还开这样的小会呀,吃个早饭不就把问题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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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只要回到课堂上,这些美国人又变得尖锐起来。在讲解中国决策制定过程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打算让美国学生提一些问题,教室里却变得一片安静。

  “你们怎么变了?”薛澜开玩笑地说,“你们是从美国来的吗?”

  “你放心,我们一会儿就提问。”有人回答。

  果然,第二部分还没讲完,美国人就开始发问。“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为什么还搞五年规划?怎样在市场经济下准确地计划你的生产活动呢?”

  “五年规划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更多是方向性的。政府判断发展趋势是什么,提倡鼓励和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薛澜这样解释。不过,这样的抽象表述美国人并不买账,他想了想,又换了一种方式表达。

  “美国总统大选时也会提出当选后的施政纲领,这就跟我们的‘五年规划’很像。”薛澜说,“只不过你们四年一次,我们五年一次。”

  美国人最好奇的,是中国这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统如何运作,是否“独裁”。薛澜告诉他们,中国的决策机制并不是少数人一拍脑袋,仅仅依靠个人想法制定出来。政治局每隔一两个月就有集体学习,决策者还可以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听取专家和相关利益方的声音。

  “企业能不能反映意见?”一个美国学员问他。

  “当然能了。我们会邀请一些人反映情况。”薛澜说。他举例说,中国政府往往会召开几场座谈会,这一场充分表达一种意见,另一场充分表达另一种意见,然后决策者从中综合吸取。

  “但我们不像美国的听证会那样唇枪舌剑,我们更委婉一些。”薛澜说,“这是文化的差别。”

  “中国的决策机制到底能不能反映全体老百姓的意见?”另一个美国学员接着问。

  “确实,我们目前还有局限性,但所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薛澜说。

  在薛澜看来,短短的两个半小时内,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政府如何治理国家,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局限性。

  “美国人反对假大空的话,有时我们讲得并不算错,但却是硬邦邦的口号,他们就觉得你说的是假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说。“有些官方说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我们就要换成他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你只要摆事实,即使大家因为立场不同不接受,他也会认可你讲得有道理。”

  在楚树龙眼中,这些美国学生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带着问题而来,和那些坐着听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有一句话的中国官员不一样。

  中国外交政策这堂课上,一位美国官员就非常直接地问他,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为什么要和俄罗斯一样投反对票。“所谓的‘不干涉内政’,是不是就等同于‘没有原则’?”

  楚树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诉他们,中国也有观察团成员去叙利亚,对于“为什么不干涉内政”,他的解释是:“一个人的根本改变在于自己,而不是外力、强力。”

  “你们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10年了,你们改变他们什么了?”楚树龙语调强硬地反问。

  提问的美国官员笑了,他承认“没有改变多少”。总结发言时,他特别提到了楚树龙的观点,认为“很新颖,以前没有听到”。

  我们做得太少,没有一个公开、能心平气和探讨中国制度的优势和不足的地方

  一周时间,这些课后总是客气地对老师表示“感谢”的美国官员,对于中国的看法,究竟能改变多少?

  作为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机构的高级主管,克里斯托弗·福特认为,培训几乎没有改变他对中国某一具体问题的看法。但这位美国学员表示,他意识到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多样、快速变化的现实。

  “我开始意识到,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复杂、又正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发展的国家,要了解它有多难。”他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清楚我还有多少没有学到。大概只有那些知之甚少的人,才会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中国。”

  这位曾经出版专著介绍“中国历史和现代外交”的美国人说,在他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相信,中国正“处于独裁的共产主义控制下”,“和朝鲜一样,只不过比朝鲜有钱”。

  “在今天,这种看法越来越不准确。当然,依然有很多领域处于严格的管控之下。”他说。

  在这次培训的最后一堂课上,除了中国老师和美国学生,至少7家以上媒体的记者也来到现场,想看看在这样的场合,中美两种文化能够产生怎样的“碰撞”。课程结束后,记者们又围住孙哲,希望捕捉一些课堂上遗漏的零星片语。

  “中国官员到美国培训,基本上不成为新闻,而美国人跑到中国,却是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孙哲事后评论说。

  在他看来,中美建交30多年,双方官员的交流却受到很多限制。哪怕有直接交流的机会,交流的模式也基本上是隔着长条桌,面对面的谈判。“那是‘新闻联播’式的交流,缺少像毛泽东见基辛格、尼克松,那种带点人情味的交流。”

  “还是说明我们做得少了。没有一个公开、能心平气和探讨中国制度的优势和不足的地方。”孙哲希望有一天可以办这样一个培训班:10个中国官员和10个美国官员坐在一起,就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谈一个星期。“可惜不一定能做成。”他并不讳言面临的困难。

  除了中国官员,福特也希望尽可能地听到“普通人”的声音,比如出租车司机或者小商人。有时晚上下课,他和美国同学们会一起走出清华校园,体验北京地铁。

  课程结束的时候,12位美国学员收到了培训的纪念品:一件T恤衫以及一张合影。合影的背景,是一幢拥有红色中式圆柱的古典建筑,“混搭”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匾。这些来自美国的高级官员们,在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场景里,留下了美国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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