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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雷其人,看中国文化人!  

2010-06-02 17:02: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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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不得不死 

历史人物 2010-01-10 10:09:46 阅读8924 评论29 字号:

 2009年9月,《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在大陆出版,此距陈布雷之死已整整六十一年过去。这次东方版的《陈布雷回忆录》较之1949年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的影印手稿,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翻印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根据影印手稿重新校雠排印的版本,在附录内容上有更多的扩展与充实,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可谓是一个翔实丰富的新颖版本,尤其在某些关键处,适以“按语”而延伸阅读,从中亦可见编者之用心良苦。

 一,从政不是他的始愿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陈布雷其人与事,仍不能简单地从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这一特殊经历来加以认知或解读,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诸多友人的怀念文字中可以知道,他本人由新闻记者而从政,“可以说不是他的始愿”,“志在言论报国而不是完全投入政治”(程沧波语)是他的志趣所在,陈氏后来确实是被征召才离开了当时中国的言论界。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中国的内战混乱已极,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和呼声,已成为“时代的指针”。就言论界而言,后来有“南陈北张”之称,“南陈”即上海商报主笔的陈布雷,“北张”乃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一般认为,陈布雷“以敢言与文笔犀利著称”,虽然商报只是商界人士创办的一份报纸,论实力、背景,既不能与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相比,也无法与当年的进步党或改良派主办的报纸《时事新报》一时竞逐,“但是商报便凭着布雷先生的一枝笔,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使当时上海的有识之士,除了披阅各报之外,非翻开商报,看看今天‘畏垒’做的什么文章……”。“畏垒”、“布雷”是陈布雷的常用笔名,其本名训恩,字彦及,“知道的人反而少了”。

当然,陈布雷以报人而从政,除被征召这一特定因素,与他本人的政治态度也有一定关系。我一直有个看法,文人从政即所谓“思出其位”,其中既有个人理念信仰追求、现实环境嬗变、实际能力等因素,同时亦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可以从政的,尽管机缘与动机各不相同。陈布雷对北伐及中国革命一直有自己的认知,他的秘书蒋君章就认为“先生对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运动中,没有实际参加,惟对革命运动,则赞助甚力”(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第9页)。所谓“赞助甚力”,无论从政前或其后,无非是以自己的特殊才能“代大匠斲”,虽属不易,却亦殚精竭虑,死而后已。陶希圣说过这样一个细节:1934年前后,陈布雷还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任上,“蒋委员长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布雷先生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

实际上,从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或可透视蒋介石对待学术界及报界人士的基本态度。以陶希圣的个人看法:蒋介石对教授学者是一种态度,对文官与武官是一种态度,对从政的报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对后者可说是“礼遇有加”,如对陈布雷、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等人。1927年初,陈布雷和商报同仁潘公展与蒋在南昌初晤,蒋即“坚劝余及公展入党”,并对所提出的问题,“蒋公一一解答之”。这年二月,陈布雷与潘公展二人即加入了国民党。从此,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如影随形,至抗战前夕,已是侍其左右。不过,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1928年,蒋曾问陈:“君自择之,愿任何种职务?”甚至属意总部秘书长一职。陈氏则答:“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报人的本色,即有开阔的视野、客观的思考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进入权力中枢之后,往往体现在忠于职守,则又忠而不愚,保持冷静的头脑,并非为做官而去,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突出,一般人很难做到,或许也是他后来仰药自殉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曾问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和贡献,他淡然表示“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这种“看似消极其实积极”的说法,实则是一种对国家和民生负责的心态。

 

二,在权力中的超然立场

 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实际上就是他的“陈公馆”,即他的住宅,“只有两三个职员,有一个字写得极好的金先生,一个办事的职员和一个副官,后来增加一位秘书翁先生,一直到重庆,还是陈公馆。……他不想扩大,始终保持原来的体制”。据蒋君章回忆,陈布雷经常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做二个人或三个人的事,对外要严守机密,个人最好断绝社会关系,凡进侍二处工作的人,一律要较原来职级低两级,以磨练心志,大家一定要抱定做无名英雄的决心”。所以,从政后的陈布雷“名字不愿见报”,与之前判若两人,“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陶希圣语)。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超然分子”,这也是报人书生本色使然。陈布雷作为最高领袖股肱二十年,从不恃权,从不建立所谓的势力圈,这在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极为少见的。“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然地位的结果”(蒋君章语)。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即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的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参见《陶希圣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后人提供),在各方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很多既非对党有何贡献,也非为党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总裁很难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唐纵语)。蒋介石与陈布雷谈话,希望他能推荐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陈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态度,同时也“不忍再增加总裁的困扰,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提”。

时任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透过陈立夫的关系采访陈布雷,问其属于国民党中何种派系?陈对这个问题虽有不悻,仍幽默地回答她: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要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是很接近”,而上述人物则属党内各个派系,“这个迫人的问题,便在轻松愉快中,一笑了之”。

正因为陈布雷在权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场,故能调和各方意见,甚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件,如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学潮即为一例。这次学潮之平息,迄今披露的史料已不少,然对陈布雷在其中的作用语焉不详。依惯例,处理学潮在行政上属教育部,新闻发布属中央宣传部,青年思想工作则属三青团中央,蒋介石对此颇不放心,特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

小组成员中有中宣部部长吴国桢、青年团书记刘健群等人,至事态最严重时,蒋介石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朱家骅时为教育部长,对此令似有不同意见,借出巡而离开了重庆,“先生对此颇感懊恼,因为这个命令的如何执行和教育部与军事机关有关,教育部的意见尤为重要”(蒋君章语)。实际上,陈布雷深知蒋的这一命令“只是在启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联大”,遂提出几点意见:其一,西南联大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其二,此次学潮之症结为少数职业学生与左翼教授所煸动,大多数人则冷静对待,可做说服工作,请学生家长协助召其子弟暂时返家,等复课时再回,同时请驻昆明部队做临时接管学校的准备……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重庆谈判之后,对国共两党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事态只能平息而不能扩大,陈布雷的意见得到认可,“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不能不晓谕学生,发生极大作用,最后只余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风潮得以解决”。

陈布雷处事之谨慎与细密,大率类此。从中也可见在处理公务时的担当,因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总是称他“布雷先生”。

 

三,最后主持的一个机构

 陈布雷最后的正式职务,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其会长由蒋介石兼任。不过,他还另外主持一个小机构,即宣传小组,“罕为外间所知”。

抗战结束后,1946年底的“制宪会议”,国共分歧很大。“从那时起,宣传方面的问题便日益严重”,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经常与一些重要人士会谈。蒋介石主持的这个会议习惯被称之为“官邸会议”,而宣传小组则为“官邸会议”做准备,本质上是“官邸会议”的秘书室。

这个机构十分简单,也正是陈布雷的一贯作风。陈作为召集人,参加会议的人均为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包括陈立夫(组织部长)、董显光(行政院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李唯果(中宣部部长)、黄少谷(后任中宣部长)、张道藩(文化委员会主委)、陶希圣(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主任秘书是徐复观,秘书谢然之、蒋君章,地点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布雷公馆。这个小组会议前后持续有一年多时间,“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外间始终无人知道”。

有个细节仍可见陈布雷的书生本色。这个小组虽属幕僚性质,并不负责执行任务,但有时也要支援具体的行动。1947年秋冬之交,蒋介石特拨一笔款项,交陈布雷宣传小组使用。其时正值法币币值急剧下降,有人建议陈布雷把这笔钱换成黄金或美钞,或可发挥更大的效力。陈布雷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称与国家的法令法规相抵触,只同意把这笔款项以“宣克成”的名义存入某些银行。第二年秋,翁文灏政府推行币制改革,金元券代替法币,这笔巨大的资金兑换成金元券不过区区数千元,陈布雷感叹,“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其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两个重大危机,一为军事上的挫败,二为经济上的恐慌,即金元券实施后的限价政策,已发生动摇,“国统区”人心惶惶。由此各方面意见纷然而起,多想经陈布雷而上达蒋介石。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1976年,蒋君章在台北传记文学社举办的“陈布雷专题”座谈会上这样回忆:“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们代拆。……但先生自己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的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1948年11月12日深夜,在无任何预兆之下,陈布雷服下大量的安眠药,气绝于次日凌晨,终年五十九岁。陈死后,这一小组由中宣部长黄少谷主持,程天放继任中宣部长时,已是1949年的春天,“宣传小组事实上已经停顿”。

 

 四,政权的悲剧

 陈布雷以自殉的方式而解脱,这一悲剧实际上也是那个政权的悲剧。

以陶希圣的日记(1948年11月16日),当时“流言盛行,谓布公主和,或反对某些政策等”,可见陈之死所引起的震动和种种揣测。后来有人谓之“尸谏”,这一推断,不知有何根据,连留在大陆的张治中也表示怀疑。那么,陈布雷究竟为何要自殉,仅仅因为“触目伤心,心中抑郁,不能自解”、“体力日衰,报国无从”?抑或次女陈琏(前妻杨氏所出)和女婿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其实,这本回忆录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回忆录一册、二册仅至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其余者,至今未得披露。而且,较之于“畏垒室日记”,其记述言简意赅,不动声色,严谨有度,实难见出其内心之轨迹。

其弟陈训慈(叔谅)和外甥翁植耘(陈氏五妹之子,早年做过郭沫若的秘书)等人有过这方面的追忆文字,但这一类的史料显然需要进行甄别与分析,否则一家之言亦未可知。1986年陈训慈写过一篇《先兄陈布雷杂忆》,台湾《传记文学》第70卷第3期刊出,文中谈及陈布雷与CC的往事,称其兄曾遭遇陈立夫的一次胁迫,从美返台定居的陈立夫即撰文(第71卷第3期)反驳,认为这是在“捏造故事”,甚至有意点出“有人称其为共产党员”。而跟随陈布雷七年的秘书蒋君章则针对翁植耘在香港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滞留大陆的陈的副官陶永标之口述(由他人笔录),同样提出不同的看法(1983年),尤其针对所谓“尸谏”一说,认为“与事实完全不合”,是对陈布雷的“大不敬”。由此可见,不论大陆或台湾,倘若意识形态色彩不褪,对历史人物就很难有客观的判断。

这次出版的《陈布雷回忆录》,增添了许多内容,如陈布雷的政论、书信等,这是我所看到的台湾版本没有的。友人回忆、评说部分与台湾版本也略见出入,有删也有增,编者大概有自己的考虑。而编者后记中有一段话,“希望俟该书再版时,有一个更为详尽的本子呈现给读者,同时也期待着陈布雷日记早日出版”,表明有关陈布雷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或整理,若从这一点看,目前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两蒋日记,国民党大溪档案、国民党党史会档案资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收集的资料,台湾《传记文学》中一些尚未采用的史料,包括大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资料,等等,或许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陈布雷在那个时代的的全貌。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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